开启尘封记忆，走进老劳模如歌岁月
热血真情 时代功臣的平凡事迹
在成都市总工会资料管理计算机中，有一份名单，序号从1排到第1535位，简要记录着人名、出生年月、现住地址、联系电话等。名单上的人大多出生在1930年前后，如今，他们年事已高，或目光浑浊、或记忆衰退、或正经受重病缠身的煎熬。
岁月不会成为一把难以开启的锈蚀铁锁，这1535位老者，是1535位尚在人世的成都老劳模。他们也曾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年轻力壮，也曾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心怀憧憬。而他们，却化数十年为一日，耗其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静默无私奉献在最平凡的岗位。在心无旁骛的静默中，为共和国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挺立于时代天地的劳模精神。从他们身上，映照出一段峥嵘岁月，一代工人不屈奋斗史，乃至充溢在南北大地上的共和国激情梦想。
是怎样的一种理想与信念在支撑他们顽强的身躯？从成都市总工会经济技术与劳动保护部部长龙太利口中，得知一名叫蒋辅臣的全国劳模，至今连洗衣做饭也不会。对于生活的基本常识，他无异于蹒跚学步的婴儿。数次电话联系拜访，这名不懂家务的劳模总不在家。也总从家人口中听到同样一句话：“他忙呐，又出门去了。”
蒋辅臣究竟在忙什么？龙太利说，他在退休前把所有精力投入工作中，从晨曦初现到繁星漫天，每天要干16小时以上。现在闲下来，蒋辅臣从头学习做家务，从淘米拖地开始，也算是对操劳几十年妻子的补偿。但他无法寻求到心灵的安稳，这变成对他的煎熬。“转了几十年的机器，咋停得下来？”他挤出一天中主要时间，回到工厂，倾其所有向青年工人传授技艺。
不求名，不为利，血肉之躯却闪耀着金子般光芒。这就是劳模的精神，根植于城市的精神，它的价值注定将超越对金钱的定量。
时光久远，在他们热血沸腾的上世纪60年代前后，“拿着与别人同样多的钱，做着比别人多得多的事”。他们劳累，有人换来疾病缠身；他们疏于顾家，有人落下子女残疾；他们殚精竭虑，为成都争来无数荣誉，却至今不思索求。世事变幻，他们容颜苍老，不老的是沉积一身的劳模品质。回首往昔，他们却不谈苦，不言悔。他们无愧为时代的功臣，共和国的功臣。
一
杀了一辈子猪,累了一辈子,到有闲时,张德元已老了。他已经79岁，花白胡子一直垂到胸下。儿女不在身边，老伴烦闷，爱溜达出门找邻居闲聊。他每天呆在七家巷15号5单元的家中，懒得外出。闷了，就翻出一大撂证书出神。“胡子都白完了，纸还是鲜红的”，他感叹。
1925年1月1日，张德元出生在成都锦江河畔。父母不识字，一家全赖父亲那把杀猪刀养活。虽是被人低瞧的行当，但总比饿肚子强。父母指望他读书，挣出个门面来。交不起上私塾的钱，先生说给米也行，一年三斗。就这样他也没能上完整年学，七零八落算凑够了五、六年，到他长到13岁，家里就实在撑不下去了。
“一个男人家，总不能窝囊一辈子吧”。父亲焦急，带他去府河边替人洗船，难得揽到活，只好求了东大街桂荣廷肉店老板收留为徒。桂老板是退下来的军人，脾气躁，他受不了，延着东大街石板路跑了。父亲念他可怜，又央了熟人，带到西门屠宰场学杀猪手艺。按东西南北分，当时成都有5家屠宰场，张德元进的是第三屠宰场。到16岁，他还不及破猪的木架高，却已独立杀猪了。一晃8年，只有饭吃，没见到一分工钱，却也练了一手好刀法。附近的人都熟悉，这个擅杀猪的张师兄。
解放没两年，屠宰场实施国营，张德元留下来，被人称为“工人”。“嘿嘿，现在想起也高兴！”他说，那种做了主人的滋味，让人浑身鼓满耗不完的劲。
1952年初，国家动员杀猪剥皮，开拓皮革资源。他没料到被辱为“刀儿匠”的行当，竟还能够为国分忧。剥皮用的是杀猪刀，通常剥完时，猪皮烂了还附着了不少肉。“多留一片，人就少吃一口”他看了心痛。
没有专用刀，张德元找来猪毛刮子，做成推剪样就成了剥皮刀。刀简单，却管用。他拿“产品”给中国畜产总公司川西畜产公司经理杨德荣看。杨很是赞赏，送到铁铺打制推广使用，并写下介绍文章发在当时成都的《工商导报》。因为发明了剥皮刀，这一年，张德元被评为成都“店员工会”二等劳模。
屠宰场工人为生猪刮毛时，通常在猪蹄上划条口子，铁钎打通气道后，拎起来凑着用口吹。要吹胀一头猪费力不说，还不卫生。张德元真有耗不尽的精力，他寻思着发明了“压力吹猪器”。想到炼过的油渣还有余油，他又琢磨出了“压油机”。
“他那时是‘疯’了，整天不落家，送饭到车间，他还一摆手闹：‘走开走开’”老伴何素芬说出心中委屈。
1956年春，全国人大代表参观成都食品公司，公司经理高宝林在第四屠宰场组织了技术表演，抽他去表演小刀放血。别人的杀猪刀到赛过杀牛刀，张德元的刀不同，寸长，刀不没把，猪却很快咽气。领导看完很满意，就问“小张，以后还想搞啥新名堂啊？”张德元早有想法，他想搞剥皮机，只要一拉电闸猪皮就下来了，那多省事。
张德元要发明剥皮机，街坊邻居找他吵，说猪肉全剥了皮，以后怎么做咸烧白和红烧肉呀！他马上跑到市制革厂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讲，制革的上好皮料，恰好没有附在这可以烹制这两种美味的猪肉上。张德元又修正设计，1957年，我国首台剥皮机在团结铁工厂制造成功，安装在第一屠宰场投入生产。街坊说，奇了，电闸一拉，“哧溜”一声猪就变得精光，只有做咸烧白和红烧肉的部位还留着猪皮！
张德元发明的剥皮机被轻工部推广到全国使用。他珍藏着一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刀儿匠”的至高荣誉--一本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65年的发明证书。证书内叶铅印着，“机器投入生产以来，已剥猪皮52万多张皮的质量比手工剥的高。1960年成都市科委对该机进行了技术鉴定，平均15秒剥一张，效率是人工的29倍。”
《成都市食品公司志》：张德元，1955年市政府授予成都市一级劳动模范称号。1956年出席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建设先进工作者大会。1957年市政府授予成都市劳动模范称号。1958年出席全国科学技术代表大会。1959年10月，出席全国群英会。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科学卫生群英会和中央财贸部技术革新表演大会。1961年，赴蒙古、苏联参观考察畜牧业。1962年，省政府授予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1978年，市政府授予成都市劳动模范称号。1979年，省政府授予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1980年至1982年，连续三年市政府授予先进生产者称号。
二
从参加工作起，庞仁英就没有顺溜过。她苦，以至于71岁的老太了，还独自承受积劳成疾的折磨。这些都不说悔，让他负愧的是因为顾不上家，两个子女落下终身残疾。
1957年，庞仁英打重庆调到成都无线电厂。这一年，她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一个才落地几月。
厂新组建，她任生产组长，管着十几号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工人。“那才叫白手起家啊”。生产难度大，每天天刚挂亮就到厂，搞卫生、排生产，还得留意小工人的思想工作。等工人都到齐了，她再领着大家拼命干。
顾得了家，顾不了没断奶的孩子。她狠狠心，跟丈夫商量：“你看，还是托给别人带吧。”最小的是女儿，没送走时就难得吃口饱奶，送到别人家也只能随便糊弄点什么养活。
少了女儿拖累，她的生活没有了白天，白天都埋头苦干了，加班到半夜算收了早工。实在太忙，就在车间铺张纸，合衣过夜。领导看了不过意，强行来撵，她往厕所里躲，领导前脚走，她又猫回车间接着干。
1962年，小女儿李竞华长到6岁。一天玩耍时女儿跌进石灰池，幸亏被邻居捞起来，打电话叫她赶快回家。生产正忙着，她走不开。邻居吼起来：“再不回来，她眼睛就瞎了！”她听完是跑着回的家，女儿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她抱起女儿，边哭边用冷水冲洗。正是冬天，女儿也哭，是被冻着了。所幸女儿没有大恙，她抹把泪又回了工厂。
哪怕只见见5个孩子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到小女儿读小学三年级，她才留意女儿老不长高。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脊椎弯曲了，背上隆起一块包。医生建议用布袋裹上大米，每天坚持敲击包块，或许还可以矫正回来。她哪有时间坚持下来？女儿仍旧落下一肩高一肩低的残疾。
大女儿是托给一位太婆照顾的，一次大女儿持续发了几天高烧。一个周末，等她回到家，大女儿已经高烧得全身抽搐。等烧退下来，也落下双腿长短不一的毛病。
从1958年到1965年，她在厂里从绑线组到开关组，从变压器组再到机部件组，她总对大家苦口婆心讲：“我们生产的是飞机零件，质量不过关是要出人命的。这不是汽车，坏了可以刹一脚，飞机只会从天上掉下来！”每到一组，她总能把小组带成全厂先进。
在别人眼里，她是嫁给了工作的。没人知道她还患着严重风湿病，浑身痛得挪不开步子。医生劝告了多次说：“你不休息，就不怕瘫痪？”旧病未除又添新病。几年后，她患上肾盂肾炎和鼻窦炎，时常痛得“眼睛里尽是‘星星’”。
忍不住时，她去省医院做手术。医生割开她的上嘴唇，在鼻骨两侧钻了两个洞，放了许多脓血出来。“嘴里的骨渣还没吐完，又赶回厂里。”厂里修宿舍，为节约点工钱她去检鹅卵石。忘了医生叮嘱，口罩捂太死，忙完才发现脸已肿得发亮。到家照镜子，她被自己的摸样吓了一跳。
同事担心她有一天会累倒下，就劝她好好看看病，就当是为了五个孩子。她说，等退休了肯定有时间看病。同事说她“咋这么憨哟”，别人退休只想怎么玩耍，她却为了好好看病。
1965年5.1节前，西充老家人打来电报说母亲病重，催她速回。正是赶任务时，她没走。等完成了任务，车间组织大家到青城山游玩庆贺，她悄悄回了西充。到家，母亲已经过世了，没能见她最后一眼。
庞仁英参加过1959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还和刘少奇合了影。当车间主任的丈夫也觉得骄傲，他把照片贴在办公室玻板下。不料这成了文革里遭受磨难的祸端。她被造反派揪斗，打断了左臂，到现在天气一变就通得慌。当时三个儿子要么支边要么下到农村，只有两个残疾女儿留在身边。女儿都到了应该工作的年龄却解决不了工作，她心里憋闷，“真是欠了她们太多”。丈夫宽慰说：“怕啥，只要我还在，她们就有口饭吃！”但命运改变与家庭磨难，最终让丈夫郁闷患病去世。
她无法想象，是怎样咬牙挺过了那段艰难岁月。终于捱到工厂恢复生产，她被提升为车间副主任。工厂已经没有往日摸样，墙上糊满残缺的大字报，到处结满蜘蛛网。她冲厕所，烧开水，刷墙壁，一样样重新开始，就像自己从没受过委屈，从没有过病痛。
1982年，庞仁英退休了，她舍不得闲下来。她觉得亏了孩子太多，为了赶上顶替末班车，她拿上每月只有70多元的退休金，退下来给老大让了条出路。
庞仁英身上又添上了冠心病。自己没有房，她住在女儿家里。和记者聊时，她压低了声音，说当时没有尽到当母亲的责任，女儿从没抱怨什么，但让她们听见总归不好。
庞仁英：成都无线电厂（现国营719厂）工人。1958年1月至7月，实现技术革新85件，提高功效最高达150倍。在她影响和带动下，使一个原来完不成国家计划、废品很多的小组，逐步变成1958年全厂先进小组之一。1959年光荣出席了全国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9年，光荣出席全国群英会。成都无线电厂工具车间热处理小组，仅1958年就实现技术革新516条，为国家节约687600元。
三
在50多平米的住房里，李超群82岁了，还要照顾两个人的吃喝拉撒。一个是50多岁的瘫痪儿子，另一个是重病卧床的妻子。他不敢离开半步，否则家里会乱了套。
解放前，李超群在成都旧政府消防队当救火员。解放后进入消防修配厂当工人，后又转入红旗铁工厂（今成都工程机械厂前身），生产灭火器外筒。刚解放，成都没有工业，全城就支起两根半烟囱。一根是南光机器厂的，一根属于造币厂，另外半根是启明电灯公司的白铁皮烟囱。成都洋东西特别多，盐市口一带很繁华，卖的也多是外国货。
“纯粹的白手起家”。要生产灭火器外筒，没有生产材料，要么找白铁皮锤制，要么用汽油桶加工。他有一双可以胜任繁重劳动的大手，活路一上手就不去想要休息。大家心里想的都一样：“我们是工厂的主人”。热情可以无限制膨胀，就凭一双手撑起了高任务，大家“累得汗流水爬”。
“说实话，我们那时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不光是体力劳动，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工艺改进。他文化不高，绘不了图，就只有在头脑里琢磨。有时想到技术紧要处，一连几晚睡不着觉。原来生产灭火器外筒，要大锤敲剪刀剪。他请来师傅绘图，改进变型模子、找废旧材料拼凑成压力机，复杂工艺在他手里变得再简单不过。
30多年，他想了做做了想，实现大小技术革新300多项，制造出了800吨油压机、型钢校正机、电动焊接翻身架以及组合工装模具。其中800吨油压机至今仍在工厂使用，分别提高工效1至7倍。他说，幸好那时身体抗得住，干活分不清白天还是夜晚，“一天到晚好累哟，气都出不匀了，但睡一觉又行了”。
1953年，李超群结婚了，新娘是一个厂里的。婚礼很简陋，买了些瓜子请同事来嗑，连糖也没有。瓜子没嗑完婚礼进行了一半，厂长就催上门来了，他急忙赶回了车间。从那段时间起，他落下神经衰弱的毛病，医生说是劳累过度。到现在他晚上睡不着，而白天一落座就犯困。
儿子刚出生就患小儿麻痹症，李超群想起就内疚。他忙，没有想到要好好照顾儿子。知道儿子有病，也只是妻子隔三岔五背去看医生，从东门跑到西门，病还是一直不见好。儿子还是怨他的，虽没当着他讲，只是偷偷对母亲提及。前几年，他每周背儿子下楼去透透气，算是弥补对他的亏欠。“现在不行了，我老了，背不动”。
从参加工作有了家庭起，家里经济就没活络过。要生活，要给儿子看病，这些都需要钱。窘迫时，妻子就去借。他不去，一来工作脱不开身，二来搁不下面子。幸好有一位关系好的同事乐于帮忙，一年到头借了还还了又借，直到1985年前后。
现在不用借钱了，但也紧巴巴的。女儿每月给他100元零用钱，不敢真拿来零用，自己有神经衰弱的毛病，省下来买药。药贵，也只敢匀着买。他原本有买报看的习惯，现在不看了。“能省就省吧，用钱的地方还多呐”他总这样对自己说。
有一本像册，由李超群藏在卧室抽屉里。没有一张照片，全粘贴着各种证书。大红证书，是他年轻时迸溅着的工作激情的见证。也只有在看它们时，他独自临窗无语，任回忆艰难爬涉在一段辉煌而光荣的岁月，让人不忍惊扰。对他这样一名老者来说，那段无私奉献的艰苦岁月，正是他梦寐的伊甸园，足以令他一生心怀坦荡。
四
刚解放时，成都仅有个体理发店共五六百户。开店只为简简单单讨口生活，大多连块店招也没有。李福元有一哥也开理发店，他在店里帮忙。生活还可以讨得象模象样，他走家串户劝大家：“船大好行驶，我们开个大点的店吧。”一些老板想想觉得有道理，兴许还可以把门堂撑亮堂点，请个有名头的好师傅。1955年，几十个体理发店的师傅和理发工具凑合到一起，成立了丽蓉理发店。店子开了三个门市，大家服他脑子好使，推荐当了理发店经理。这年，他才19岁。
不到两年丽蓉理发店规模做大了，在成都小有名气。正赶上政府公私合营高潮，店子转变为国营企业，李福元依旧被任命为经理。理发行业成立劳动者协会，他在望江区，当起区劳动者协会的负责人。协会负责人要做许多事，都是白干没有报酬。经历的事多了，他悟出道理：要想做成功一件事，还真得不要太功利。
这之前，遍城的理发店里找不到本城的洗发水，用的都是上海货。他找到一个懂化工的朋友，办起芙蓉化工厂。从刚开始的两个人到一百多人，工厂生产出了烫发药水、雪花膏，在市面上成了时尚货。工厂年产值也从几千元升到几百万元。
当年国家动员支援攀钢建设，能去的都是根正苗红的生产积极分子。他是揣把剪子去支援国家建设的，在攀枝花理发公司替人理了三年发。
他似乎注定一辈子要跟理发打交道，并且跟成都脱不了干系。1978年，领导调他到前进理发店当主任，希望他救活这家一直亏损的店子。去了三个月，理发店变了面貌开始赢利。成都的理发店亏损的多，他在前进理发店呆满三个月，又调到红星理发店。这家店亏了10多年，他用了半年打理，红星理发店也有了利润，一年后变成成都市先进单位。
1983年10月，四川美发厅在春熙路开业，有7层楼高，成都具备了时尚的底气。它也是全国最大理发店，主管部门对其寄予厚望，点名要李福元当经理。四川美发厅价格定得令人瞠目，剪个男头也要一块二，这比全国闻名的大光明理发店的价格高出一倍多。每天熙熙攘攘的人从门前拥过，仰望7层高楼面露畏缩表情。李福元常常临窗而立，俯瞰春熙路上的人流，担心四川美发厅真成了无人敢亲近的“天上星辰”。
怎么让连二楼也不愿迈的成都人上到7楼？他焦急，寝食难安。那阵子很辛苦，在他头脑里没有世俗观念，带领一帮人肩挑背扛地带工具到边远农村理发。乡里人也爱美，听说来的是全省最好的理发师傅，都笑得合不拢嘴。几年后辛苦有了回报，乡下人富了，进城来想起了四川美发厅。那些年，美发厅20%的年收入，是当初乡下人回报的。 美发厅也已经家喻户晓，六楼以下到大街，全是排队理发的顾客。
1985年3月，李福元作出让大家无法理解的决定，任命临时搬运工工苏少哲当业务办公室主任，挑起每年100多万元的购销重担。任职通知一宣布，美发厅上下哗然，连苏少哲本人也感到惊讶。有人骂他“乱弹琴”，苏少哲惶恐得不敢上任。他用的是苏少哲德才兼备的秉性，对小苏说：“好好干，再大的事我来顶！”
有一名叫关秀琼的临时工 ，以前挑过土方，打过麻绳，来美发厅后睡觉做的都是美容师的梦。他就欣赏年轻人的这种热情，拨出专款送关秀琼到上海培训。1990年和1992年，关秀琼两次代表中国在亚洲发型大赛中获奖，填补了中国美容美发在国际奖项中的空白。
美发厅的效益每年翻番，他每月组织职工到全国旅游。逢年过节，还披红挂彩地在店门口向职工作揖拜年。附近店铺的服务员羡慕说：“李老板，到你那儿当服务员好安逸哟”。
因对四川美发厅的卓越贡献，李福元于1987年和1989年先后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为成都市财贸、粮食、金融、商业四大系统唯一获得两种荣誉称号的人。